历史不能忘记：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7名日军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湖一段。以爆炸声为信号，早已磨刀霍霍的日军迅速向东北军精锐第七旅驻地北大营发起了进攻。少帅张学良麾下东北军约20余万人，由于忍辱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在1万余日本关东军面前一路溃退。
9月19日晨6时30分，经过5个多小时的战斗，日军占领了沈阳城。
19日下午5时30分，驻长春日军占领全城。
22日，吉林沦陷。
一个月的时间里，东北大部国土相继沦陷。
至今令中国人感到耻辱的是，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下，一个月时间，整个东北三省相继沦陷，20万东北军精锐之师，被迫撤回关内，扔下几千万东北同胞，沦为亡国奴，长达14年。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东北军将士流亡关内，唱起这首歌，条条汉子热泪纵横。
时间之车轮，滚滚向前到21世纪的今天。在民间仇日情绪泛滥的网络时代，对于76年前不堪回首的往事，我们该反思什么？该如何反思？
每年的6月22日，俄罗斯全国民众要为二战默哀；以色列每年4月27日，全国默哀并鸣警报，纪念二战被屠杀的犹太人；日本每年8月15都有一批政要去参拜靖国神社，纪念二战阵亡的战犯……
而中国，在怒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我们该以何种方式纪念9·18？以什么方式纪念那些在战争中牺牲将士和民众的亡灵？
每年中国的9月18日城市上空响起警报时,我们心中是否会想起76年前？会想起中华民族的耻辱？当你对此无动于衷的时候不会为你的愚昧而感到脸红么？不要忘记9·18国之耻，国之殇！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呜呼，9·18，国之耻，国之殇！
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再加上某些国人缺乏清醒的历史认识，为了讨些所谓的“口彩”，每年的9月18日，总是会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情景：在这天举行婚礼和开业的鞭炮经常在一些城市响成一片；去年首都某大学的食堂开业甚至还打出了“9·18，就要发”的宣传横幅；给中国人留下耻辱记忆的莫过于去年9月18日发生在珠海的日本人群体嫖娼事件。这些都说明，在对金钱利益的追逐过程中，某些国人头脑中缺少了国耻日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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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今夜，日本关东军按照侵略中国的预定计划，将沈阳附近柳条湖一带南满铁路路轨炸毁，然后诬称是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由悍然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奉天（沈阳）城发动进攻。由于东北军放弃了有组织的抵抗，日军只用4个月零18天，就占领了东北全境，并在那里扶植了伪满洲国。是谓“九一八”事变。
东北之败，败得丢人，丢得窝囊，故曰“国耻”。
70年后的今天，反思国耻，检讨得失，我们不禁要问：当时的中国何以败得那么悲惨，输得那么窝囊？原因很多，但有三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一是军阀混战给日本可乘之机。
1930年5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为争权夺利，在中原地区展开规模空前的大混战，史称蒋冯阎中原大战。百万大军，混战厮杀，相持数月，胜负不决。战至9月，冯阎反蒋联军丢失重镇济南，开始显露败相。一直作壁上观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决定拥蒋，遂发表申讨阎、冯的“巧”电，东北军主力大举关内。中原战局急转直下，反蒋联军土崩瓦解，蒋介石大获全胜。国民党**虽然由此消灭了主要地方实力派，获得了表面的统一，国家元气却大为损伤，因此中原大战被人称为“断送国脉的战争”。
张学良这边，因其助蒋有功，荣升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平津一带也成了东北军的势力范围。
中原大战后归附张学良的流氓军阀石友三，在日军的纵容策划下，于1931年7月发起反张战争，向平津进攻。此时，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连笤帚疙瘩都拿出来了”。 这样一来，东北防务就陷于前所未有的空虚状态。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军阀认为，该是向中国下手的时候了。
两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终于爆发。 张学良声讨阎锡山、冯玉祥的“巧”电，是1930年9月18日发出的，而日军恰恰在一年后的同一个“巧”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很难说是一个“巧合”的故事。因为，这个“巧合”之中隐含着必然：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二是麻痹无备让日军阴谋得逞。
“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正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东北军代理长官张作相正在锦州小岭子为伊父治丧；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则忙于为伊父庆贺寿辰；驻扎沈阳的主力部队第7旅旅长王以哲及该旅六一九团、六二一团团长也均不在军中。事变发生后，基层官兵义愤填膺，纷纷请战，但军中无人主事，一片混乱，恰好给日军以浑水摸鱼之机。
三是畏敌如虎使自己丧失斗志。
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相比，中国军队在装备上当然处于劣势，这是事实。但是，劣势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任人宰割的理由，何况我们并没有弱到毫无还手之力的地步。当时，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余人；东北军主力虽然调往关内，但关外部队总数仍有19万多，实力对比占绝对优势。倘若奋起抗战，组织得当，又有当地人民的支持，与日军大可一战，至少不至于把东北拱手让人。但是，那时的中国统治阶层中，弥漫着恐日情绪。这些人，没有胆气，没有血性，患得患失，偏安苟安。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说到底还是出于对日军的过分惧怕和对自身力量的不信任。于是，才有了中外历史罕见的“不抵抗”政策。
早在事变前，蒋介石就命令东北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事变发生后，又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缴械则任其缴械，入营房则听其侵入”。在前线，官兵要求抵抗，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则说：“无论如何，就是日军进入营内，也不许抵抗。”官兵问：“日军要命怎么办？”荣臻回答：“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要命就给他。”盲目服从、机械执行到了如此地步，也是中外罕见的。
蒋介石所以采取对日不抵抗政策，除了惧日的因素和“安内”的需要之外，还有一层考虑，就是对国联的干预寄以厚望。但是，自己不抵抗，却指望别人帮忙，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及至全国抗战爆发，各国的援助才接踵而至。这一前一后的比较，又说明一个道理：人必自助，而后人助之。
回忆和反思耻辱的过去，是让人不愉快的；但知耻后勇的道理又提醒我们，不能忘记耻辱。
耻辱的历史是无法改写的；但我们作为后来者，有责任、有义务不让耻辱的历史重演。 请大家在后面跟贴签上自己的姓名和对这次活动的感想！对于灌水者严惩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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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wslzw 于 2007-9-17 02:42 编辑 ]
